仲博正规网址

配色方案
字体大小 A A A
投稿中心

仲博正规网址

司法鉴定与网络舆情处置

时间:2014-11-13 来源: 访问量:

 作者余慧,原标题《政法舆情处置难点研究:司法鉴定篇》来源:检察技术与信息化

核心提示:司法鉴定意见是审查、判断证据材料、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甚至直接影响判决结果,所以说,“打官司”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打鉴定”。整理近年来的政法舆情案件,发现由司法鉴定结论引发的舆情案件不在少数。本文从司法鉴定的概念和登记管理制度谈起,回顾了十年来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之路,梳理了司法鉴定引发的舆情风险,介绍了司法鉴定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局限,并对我国司法鉴定存在的缺乏专业立法、缺乏统一鉴定技术标准、“侦鉴合一”的弊端、鉴定市场的乱象等诸多问题进行分析,同时给出相应建议。

司法鉴定的概念和登记管理制度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专门的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业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它作为司法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诉讼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鉴定对象包含广泛,与犯罪相关能够证明有罪无罪的物品、文书、痕迹、人身,皆可成为鉴定的对象。司法鉴定通常包括:法医鉴定,即对与案件有关的尸体、人身、分泌物、排泄物、胃内物、毛发等进行鉴别和判断的活动;司法精神病鉴定,即对人是否患有精神病、有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别和判断的活动;刑事技术鉴定,即对指纹、脚印、笔迹、弹痕等进行鉴别和判断的活动;会计鉴定,即对账目、表册、单据、发票、支票等书面材料进行鉴别和判断的活动;技术问题鉴定,即对涉及工业、交通、建筑等方面的科学技术进行鉴别和判断的活动等。在司法鉴定中,人身伤害情况鉴定和犯罪嫌疑人是否患有精神病鉴定是常见的两种鉴定。

目前,我国主要对以下四类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仲博正规网址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其中,法医类鉴定包括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精神病鉴定、法医物证鉴定和法医毒物鉴定;物证类鉴定包括文书鉴定、痕迹鉴定和微量鉴定;声像资料鉴定包括对录音带、录像带、磁盘、光盘、图片等载体上记录的声音、图像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其所反映的情况过程进行的鉴定和对记录的声音、图像中的语言、人体、物体作出种类或者同一认定。

作为重要的证据形式,司法鉴定被寄予厚望。种种鉴定显示了技术的力量,敏锐地揭示案件真相。鉴定意见被称为“证据之王”,往往决定着案件的性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鉴定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官的意见和判决结果。司法鉴定决定了司法的公正性,也体现着社会的公平公正程度。

十年前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

回顾十年前,我国的司法鉴定还是一团乱象,因案件各方对司法鉴定的接受程度不一而产生缠讼的个案频繁发生。这其中,以湖南“黄静裸死案”最为轰动。当年的媒体称此为“中国互联网第一案”:2003年2月24日上午,湖南湘潭年仅21岁的女教师黄静被发现裸死在学校宿舍。当地警方匆忙做出结论:死者身上无致命伤,排除他杀,不予立案。随后,不少个人和团体通过网络参与到这个案件中来,黄静案逐渐从一起个案,变为一个社会事件。越来越多的网民对黄家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对警方不立案等作为表示怀疑和责问。在黄静死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有关机构对黄静尸体进行了5次尸检、6次死亡鉴定,每次结论都不同,最后一次鉴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5名国内一流专家“会鉴”,方为此次鉴定大战收官。该案成为各界反思司法鉴定体制弊端的标志性案例,加速了司法鉴定改革的步伐。

舆论由此从追求个案的公正转向了追求体制的公正。为人诟病的司法鉴定制度终于迎来体制层面的改革。改革前,中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着立法不完善、管理不规范、标准不统一等现象。从实践案例中可发现,司法鉴定存在的“多龙治水”现象,常常令人无所适从。公安、检察、法院和司法机关都各设有司法鉴定机构,到底哪一方的鉴定结论才是最权威的,这也引发舆论争议。除了“黄静裸死案”外,不少案件中也出现“鉴定打架”的情况。再加之“多头鉴定”、“重复鉴定”,“关系鉴定”、“人情鉴定”、“金钱鉴定”等鉴定乱象,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为解决这些问题,2005年,中国的立法机关颁布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确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登记管理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审核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决定》明确,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再设立司法鉴定机构;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再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服务。推行行政管理与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实施司法鉴定人依法独立执业制度,提高了鉴定的规范性和中立性。

由司法鉴定诱发的舆情风险

2005年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确立了“审鉴分离”制度,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再设立司法鉴定机构,此举在当时有进步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审判机关在鉴定管理上有可能影响公正的司法弊端。“审鉴分离”确实可赞,但“鉴侦合一”的局面在随后的日子里诱发了更多的舆情风险。且从司法实践中,也可看出“鉴侦合一”是导致舆论对司法信心缺失的一个重要因素。本刊梳理了近年来关于司法鉴定引发的几类舆情事件:

1.引发上访事件

涉鉴上访现象频发,且相对集中于死亡原因、损伤程度等法医鉴定领域,有时也见于精神病鉴定的案件。据《刑事技术》报道,从2005 年5 月18 日至9 月6 日,山西省公安机关受理的群众对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结论不服而提出申诉的信访案件的统计数字来看,伤情鉴定51 起,约占54%,死因鉴定43 起,约占46%;据《中国信息报》报道,2006 年至2008 年,河南汝州共发生因群众不满司法机关对刑案处理而引发的赴省进京上访案72 件,其中轻伤害案32 件,占上访案件的44%,居各类案件之首,且在这些上访案中,当事人都对轻伤鉴定结果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上访被一些当事人视为不满公安、司法机关鉴定意见时最常见的诉讼外救济措施。然而,涉鉴上访,尤其是“重复上访”、“越级上访”、“多头上访”等形式,使案件争议久拖不决,司法权威一落千丈。

2.触发群体性事件

2008年的贵州瓮安李树芬溺亡案和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的导火索均是死者家属不服当地警方的死因鉴定结论。其中,李树芬溺亡案造成贵州瓮安县政府和县公安局被打砸;而石首一酒店厨师涂远高之死则导致石首数万群众围观起哄、围堵道路,酿成一场极具破坏性的群体性事件。不过,在“石首事件”中,在公安部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权威法医专家检验后,得出的结论仍为“自杀”,因其详尽、专业,消除了公众质疑,事件最终得以平息。透过这两起事件可看出,由第三方专家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得出结论比警方“自侦自鉴”、语焉不详地得出判断更容易让民众接受。即使两者结果一致,但民众的反应可能是天壤之别。

3. 激发“全民鉴定”热潮

2010年12月,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在村口被货车碾死,警方鉴定认为这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但当地村民均怀疑是谋杀。钱云会案发现场留下的照片在网上广泛流传,普通网民纷纷根据照片中的线索进行分析,争论是“谋杀”还是“普通交通事故”。在民众对司法鉴定普遍不信任情绪弥漫下,“钱云会案”推动了一次“全民鉴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和知名网友王小山等各自领衔的三个“公民观察团”相继奔赴乐清展开独立调查。公民调查团最后得出的“鉴定”结果是: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因官民对立的情绪而引爆,并因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演变成公共事件。然而,网友们对“普通的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进行了质疑、讽刺,甚至猜测“调查团每人收百万封口费”。抛开公民调查团本身存在的问题不谈,乐清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司法鉴定的公信力之低。

司法鉴定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局限

司法活动以探寻案件真相为向导,而科技的发展导致DNA技术等新鉴定手段不断涌现,提升了司法鉴定的水平,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司法鉴定(特别是死因鉴定)始终披着神秘的面纱,让人难以触摸。需要指出的是,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并不是绝对的。该话题涉及到司法鉴定常识的普及和专业鉴定结论的解读等问题,部分群众对司法鉴定的复杂性和局限性不了解,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阐述和分析。

1. 司法鉴定的复杂性

司法鉴定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也是一项复杂的过程。以死因鉴定为例,专家除现场判断逝者的脑、心、肝、肾、肺等人体脏器外观有无变化外,还要现场提取部分器官、组织、血液、尿液、唾液、组织渗出液等。如果怀疑死者死于毒物质中毒,专家还会提取死者的胃容物、血液、尿液进行后期化验,必要时作有毒物质的定量分析。这些器官组织提取物,最终会做成蜡块、切片,用于显微镜下观察或叫病理学观察,液体成分提供给实验室检测和检查。这一过程,都必须在严谨的、科学的步骤和完善的鉴定手段下进行。

2. 5%-10%死因尚无法鉴定

死因鉴定,也有力所不逮的时候。面对5%-10%的死因,现有手段是查找不出原因的,比如青壮年猝死综合征,解剖发现不了器官受损,生化检查发现不了中毒情况,病理检查无异常。再比如以前无法查出死因的“离子通道病”(现在能查出部分死因),死者因基因缺失导致心律失常或无法提供足够维持心脏搏动力量导致心脏性死亡。

3. DNA鉴定准确率不是百分百

事实上,被广泛推崇的DNA技术鉴定,其“近乎百分之百准确”的“神话”也被实践打破过。前几年发生在新疆库尔勒市的“一命两尸”案件,两具尸体的DNA鉴定都认定为雷某。在此案中,鉴定错误是因鉴定人员据“99%(统一认定的标准应该达到99.9%以上)的亲权概率”作出错误的认定。当然有专家认为,这是人为判断失误而并非科学之错。但事件也说明,司法鉴定的科学性不能保证达到百分之百。

4. “科学鉴定”也会导致冤案发生

近年来发生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案,无一不是司法鉴定惹的祸。特别是杜培武案,先后经过警犬气味鉴定、泥土化学成份鉴定、火药残留物鉴定、测谎鉴定四份鉴定,其中的“测谎鉴定”作为“中国测谎第一案”,当时被多家媒体高调宣传。佘祥林案、赵作海案也均为法医对死者身份做出了错误认定。虽然这些冤案的形成有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因素,但缺乏认真、科学的鉴定也是成因之一,因为刑案侦查中的鉴定意见对于侦查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在鉴定意见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的“锁定”下,嫌疑人的自我辩解往往被认为是认罪态度问题而不会被重视。

5. 鉴定人也是人

人们习惯将鉴定人称为“法官之前的法官”,罗马法有“鉴定人是关于事实的法官”的古老法训。一方面,鉴定人也是人,也会有犯错或“失手”的时候;另一方面,科技是探求案件事实真相的重要动力源泉,而鉴定水平的提升,从根本上说,是鉴定人科技、法律、品德等方面素养的提升。以法医为例,很多人以为法医可以解决一切犯罪难题。事实上,死亡性质的判断是需要综合案情、现场、尸检、相关实验室化验,才能准确判断,而往往只介入其中一个或两个环节的法医,很难在没有所有信息和情报条件下得出准确结论。

综上,科学并不会欺骗,只是办案人员过于依赖鉴定的科学性。科学性源于客观性,事实上任何一种鉴定意见都是案件的“基础证据”与鉴定人“主观判断”的结果,而这两者都有失真与异化的可能。从“基础证据”分析,其形成、提取、保管、检验、提交各个阶段都可能失真。从“主观判断”分析,对死亡原因、死亡时间、死者年龄等鉴定,也夹杂着鉴定人的主观判断。

目前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

2013 年起,新修订的两大诉讼法开始实施,我国的鉴定制度也发生变革。其中,最大的亮点在于:规定控辩双方均可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公家不再垄断司法鉴定话语权。但是,新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规定仍有许多不足。此外,我国司法鉴定本身就存在立法缺位、鉴定市场失范、监督不足、惩罚机制缺乏等诸多问题。

1. 立法缺位、无统一鉴定技术标准

目前,我国司法鉴定缺乏专门立法、缺乏统一鉴定技术标准和规范。现有司法鉴定制度体系不完备,鉴定市场管理多头,各地关于司法鉴定的政策不一,司法鉴定的管理呈现严重的地方化特点。由于没有“司法鉴定法”,导致司法鉴定的管理上存在缺位、越位和错位等问题。

2. “侦鉴合一”影响司法鉴定的公正性

2005年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后,“审鉴分离”获肯定的同时,“侦鉴合一”又演变成新的问题。尽管“侦鉴合一”有助于侦查机关提高侦查效率,但从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考虑,“侦鉴合一”本身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从司法实践看,如果鉴定机构缺乏第三方法律地位,鉴定人则难以在制度上保证依法独立执业。只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真正成为独立于侦查权和诉讼职能之外的第三者,当事人才可能放弃怀疑鉴定不公抑或对官官相护的“偏执”印象,进而相信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3. 鉴定机构的权威性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遴选出10 家“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按理说,《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实行审核登记制度,这类似于公司法人,在全国范围内,各机构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有的仅是设备业务水平的差别和大小差别。但有学者提出,“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的遴选或加速司法鉴定机构行政等级化,同时在证据制度上或导致鉴定结论存在预定的效力等级。另外,部分普通民众认为“国家级肯定好于省级”,一味追求“国家级鉴定”,也会导致“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承受过重的任务,而“地方级”鉴定机构则容易遇冷。

4.鉴定市场的乱象

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等代表就直指司法鉴定市场乱象,建议规范司法鉴定市场。鉴定市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鉴定市场失范。有的鉴定机构存在超范围鉴定现象,有的鉴定机构甚至与“司法黄牛”、“诉讼掮客”结成利益同盟,这在交通事故、工伤等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受害人一住院就上门包揽鉴定,甚至参与残疾赔偿金的提成。

第二,鉴定意见质量不高。有的鉴定机构不严格执行伤残等级评定指导意见,搞人情、关系、金钱的暗箱交易,存在 “无残定级”和“低残高评”现象。由于我国司法鉴定无属地管辖,无层级鉴定和隶属关系,实践中重复鉴定相当多,致使一些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上访缠访。

第三,鉴定收费不规范。由于物价部门对鉴定收费标准的规定过于笼统,导致一些鉴定机构乱收费,有的按诉讼标的金额的一定比例来收费,导致不少案件尽管鉴定事项、专业技术要求相同,仅由于诉讼标的金额大小不同,收费悬殊很大,往往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

第四,鉴定时间长。以2014年初刚发布的《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关于对外委托鉴定案件时长的调研报告》为例,2012年度该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86例,抽取样本50例进行分析得出:从立案到作出鉴定申请阶段平均每件案例花费51.7天;从委托鉴定到鉴定结论返回阶段为鉴定机构用于鉴定的时间,平均每件案件用时50.23天;从鉴定结论返回到承办法官再次开庭阶段平均每件案件用时23.02天。足见,通过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的案件审理时限较长,效率偏低。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不少鉴定机构办事拖沓的现象。例如,浙江金华市两级法院2013年委托法医鉴定案件中,超3个月未完成鉴定的有61件,最长的已超过6个月。

5. 新诉讼法规定下司法鉴定存在的问题

第一,鉴定人出庭作证保障不充分。两大新修诉讼法规定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其鉴定结论不得作为定案依据。鉴定人出庭作证,可能会对一方当事人不利,有时会被威胁、报复,因而有必要对其保护。新法虽规定了对鉴定人及其亲属的人身保护,但保护是不全面的,在人身保护方面,规定的范围比较狭窄。且对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费用补偿没有规定,只是新民诉法规定,“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当事人可要求鉴定人返还鉴定费用”,这将鉴定人鉴定费用和出庭费用混为一谈。

第二,重复鉴定问题。新刑诉法规定,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被告人、被害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在申请重新鉴定的诉讼阶段和申请次数上,法律上并没有限制。因此这容易导致“重复鉴定”问题的多发,既降低了诉讼效率,又增加了诉讼成本。

第三,未赋予当事人程序启动权利。新刑诉法规定,当事人只能在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时,原司法鉴定人不具有鉴定执业资格、没有回避等条件下才能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实际上,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是否启动司法鉴定,还是由政法机关决定。当事人无权启动初次鉴定程序,对于提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申请,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公检法手上。

6. 对司法鉴定的监督规定不足

《宪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权,但程序法中只是原则性地规定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权力,对于鉴定的具体环节缺乏明确规定。从监督的范围看,检察机关只在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法院应鉴定却没有鉴定的情况下才能提起抗诉。

7. 缺乏惩罚机制

当前,我国对鉴定人违法行为缺少惩罚机制,法律对鉴定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的惩罚规定不明确,是造成司法鉴定中出现包括“鉴定人为了经济利益作虚假鉴定”等问题的重要原因。而司法行政部门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正确与否,质量效率如何,尚缺少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与检查评估办法。

8. 部分民众缺乏鉴定常识

不少群众缺乏鉴定常识,容易造成误解。如3月20日,河南一矿井内发现一名退休乡官的碎尸,警方排除他杀可能。不少网友质疑,自杀后如何再碎尸?其实,“非他杀”并不等于“自杀”,比如意外死亡也是“非他杀”一种。“非他杀”也不等同于“尸体完整”,比如跳楼。另外,“碎尸”也不等同于“被碎尸”。

9. 媒体对司法鉴定进行“误读”

以上述河南乡官死亡案件为例,个别媒体在不理解“排除他杀”鉴定结论的情况下,将该事件以“河南退休官员被发现碎尸矿井内居然是自杀”和“一退休乡官遭碎尸官方称其自杀”等为标题进行报道。这些带有误导性的标题,在一定程度上点燃并加剧了舆情,也说明了媒体职业道德和素养仍有待提高。

10. 专业鉴定结论的解读问题

由于鉴定的专业性,部分群众对鉴定结论中专业术语和相关描述感到生涩难懂。政法机关在回应相关舆情时,如何对专业鉴定结论进行解读,做到既能将专业知识讲述清楚,又能让群众理解和接受,这政法机关面临的一大难题。

关于司法鉴定的相关建议

针对上述我国司法鉴定存在的诸多问题,本刊提出如下建议:

1. 早日出台“司法鉴定法”

我国司法鉴定立法历时20 多年一直没有成型,这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虽然我国司法鉴定制度还有待完善,但各学者和司法部门在大的问题上已形成共识,就是希望早日出台“司法鉴定法”,并不断统一标准,制定相应的规章给予支持,坚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鉴定制度。

2. 健全完善司法鉴定统一管理运行机制

2014年年初,《中国司法》刊发由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局长霍宪丹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华共同撰写的文章,建议从四个方面改革司法鉴定的管制运行机制:第一,在管理上进一步去地方化,推进司法鉴定统一管理的规范化、法治化、科学化步伐,真正使司法鉴定名册管理工作全部纳入国家层面。第二,健全完善全国司法鉴定统一管理模式。对于诉讼需要并具备统一管理条件的鉴定事项均应尽快纳入司法鉴定统一管理的范围,形成全行业、全过程、动态化的统一管理模式,解决当前诉讼需要与管理混乱的矛盾,保证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统一规格,提高司法鉴定管理的规范化水平,以适应司法审判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鉴定需要。第三,在司法鉴定统一管理体制下,建立以司法鉴定管理部门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相配合的管理机制,合理配置司法鉴定管理权,解决管理上缺位、越位和错位的突出问题。第四,着力推进司法鉴定行业能力水平建设,加强高资质高水平公共鉴定机构和国家证据科学技术重点实验室建设。

3. 推进“侦鉴合一”向“侦鉴分离”的改革

第一,侦查机关设置的鉴定机构应当保持相对独立性。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将行使鉴定职能的机构与行使侦查权的部门分离,在保证侦查机关设置的鉴定机构首先为侦查工作服务的基础上,改变侦查技术与司法鉴定混同的状态,建立“侦鉴分离”机制,明确鉴定机构不再隶属于刑事技术侦查部门,不再参与现场勘验检查等有关犯罪现场调查和收集证据材料的活动,而是作为提供鉴定意见的专门机构,保持相对独立性。第二,在侦查机关设置的鉴定机构应当尽快纳入审核登记的范围,切实体现“公”(职权鉴定机构)“民”(社会鉴定机构)标准一致以及同等待遇的要求。

4. 规范和整治司法鉴定市场

第一,规范司法鉴定市场,明确司法机关是司法鉴定资质、市场、质量、责任的唯一机关,避免多头监管最终无人监管的局面。第二,完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管理制度。可建立“失信”鉴定机构公示和处罚制度。第三,规范收费标准,比如进一步细化司法鉴定收费标准,对违规收费的进行查处。第四,建立司法鉴定援助制度,对司法鉴定援助的资金来源、司法鉴定援助的审查主体、申请方的异议权与救济权等作出明确规定。第五,增强司法鉴定管理和审核部门的技术力量,加强专业培训,提高鉴定质量。第六,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的行业管理和鉴定意见的评查工作。第七,针对有的审判人员缺乏专业知识,过分依赖司法鉴定意见的情况,也要加强培训,综合运用其他证据材料判定是非。

5. 解决新诉讼法规定下存在的问题

新规后,不少司法鉴定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针对前述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完善人权的司法保障,要求诉讼法进一步维护当事人的鉴定权,避免鉴定人因滥用执业权利造成当事人或者相关人员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当司法鉴定人在诉讼活动中,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时,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当保护措施不力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济。第二,解决重复鉴定问题,进一步明确当事人重新鉴定的条件,规定申请次数,避免“反复鉴定”。第三,应当赋予当事人鉴定启动权,并明确司法机关决定鉴定的条件及鉴定的次数,有效促进控辩双方力量的平衡。

6. 加强检察机关对司法鉴定的监督

检察机关本身就肩负着监督职能,对于鉴定活动的监督也是题中之意。由于鉴定意见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对它的监督应当明确、细化,而新诉讼法对这方面没做具体规定。只有完善了立法、监督配套机制,检察机关的监督才能有效进行。

7. 建立相应的配套惩罚机制

任何一种成熟的司法制度,都应建立相应的配套惩罚机制,司法鉴定制度也如此。只有明确鉴定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对违法违规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进行有效且严厉的惩罚,才能应对司法鉴定活动中不断出现的问题。

8. 普及民众鉴定常识

政法机关应对司法鉴定的常识进行宣传和普及,使民众对司法鉴定的复杂性和科学性有所了解,并明白科学鉴定的准确性也存在一定局限。同时,政法机关应该正确地引导民众用理性的思维看待舆情事件中的司法鉴定活动和鉴定意见。

9. 规范媒体新闻报道

提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综合素养,规范媒体关于司法鉴定的相关报道,谨防媒体对司法鉴定活动和结论进行错误解读和恶意炒作。同时,还应严控媒体对一些带有私密性的鉴定结果进行曝光。在推进新闻伦理建设的同时,也要增强媒体的法制观念,防止新闻侵权。

10. 妥善解读鉴定结论,巧妙回应舆情

政法机关在舆情应对的过程中,应重视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解读工作。不能仅单纯援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除了保证鉴定结论的专业性外,还应运用群众容易理解的话语进行适当的阐述和解释。针对舆论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质疑,政法机关应及时予以回应,并适当援引专业鉴定人对鉴定结论的解读,提高司法鉴定的公信力。

作者:

上一篇新闻:【检察读库】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解读
下一篇新闻:新媒体时代政法系统的形象重构

全省检察院网站链接
分享到腾讯微博
分享到微信



http://www.vxiaotou.com